第444章 瑾辨有用之学（4 / 4）

详细条陈，奏明母后，以为定例。此外，可从国子监、太医署、将作监选拔聪颖年轻子弟，入馆学习夷语、夷技， 并令其同时精研我华夏经典、术业。我们要培养的，是既通晓外情，又深植根本，既能取人之长，又能为我所用的博通之士，而非只知夷技、不闻大道之匠人。”

    一场关于如何面对外来知识浪潮的高层讨论就此定调。李瑾提出的“重实用、验实效、化我用、固根本、严辨析、分层次、有引导”的原则，成为“异域文献馆”乃至整个朝廷对待外来学问的基本方针。这并非简单的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（那是晚清的概念），而是在大唐鼎盛时期，基于强大文化自信的一种主动的、有选择的、以我为主的吸收和融合策略。

    此后，文献馆的工作更加有条不紊。天文观测对比实验持续进行，新的外科技术在严格监督下于病坊中谨慎尝试，改良的算学符号开始在户部、工部的计算中试点应用，蒸馏器等新式器具在将作监的作坊里被反复仿制和改进……而所有译介的书籍，在涉及根本义理处，都加上了勘校者的按语，或阐释中土观点，或指出其与华夏圣道的差异。

    苏琬在记录此事时，写下了这样的评语：“太子殿下辨有用之术，其要在明体用、辨本末、验虚实。不拒新奇，而务求实效；不塞源流，而谨防浸淫。此非徒为技艺之取，实为文明立心之深虑。学问如江河，开放胸襟以纳之，坚定堤防以导之，方能成其大，而不失其道。殿下今日所定之规，或为后世处理华夷学问交涉之圭臬。”

    李瑾站在文献馆的阁楼上，望着楼下忙碌穿梭的学者、译人、工匠，心中并无多少自得，反而感到责任更重。他知道，打开这扇门，引入的不仅是知识，更是变化的风潮。他能做的，是尽力把握好方向，让这风潮吹动大唐这艘巨舰的风帆，助其行稳致远，而非使其偏离航向，甚至倾覆。前路漫漫，甄别、吸收、融合的进程才刚刚开始，而他，必须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和最审慎的态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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