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百五十三章 诛太上（1 / 2）



成功利国利民。

失败呢?

或者。

黎明前的黑暗呢?

请太上陛下赴死?

月明星稀,湖风徐徐。

刘彻没有回答刘据任何问题,反而对太子提出了问题。

他出生在孝景帝前元四年,而就在前一年,即孝景帝前元三年,大汉朝廷发生了场不次于诸吕之乱的政治动荡,吴楚七国之乱。

吴王刘濞联合楚、胶西、胶东、甾川、济南、赵六国发动叛乱,以“诛晁错,清君侧“为名,声称晁错离间刘氏宗亲、侵夺诸侯封地,叛军迅速集结二十余万大军,直指长安,形势危急。

然后,孝景帝做出了件令三朝臣民都认为堪称昏庸的事,诛杀晁错。

尤其是在晁错死后,吴楚七国之兵并未按照预期说法退兵,更让孝景帝的圣誉备受毁谤。

可是,孝景帝绝非昏庸,而是再清醒不过的政治计算。

将七国之乱的责任归咎于晁错一人,转移矛盾焦点,使叛乱失去“清君侧“的正当性。

通过处死晁错麻痹叛军,争取时间和空间,为周亚夫等将领集结兵力争取时间。

重新获得袁盎、窦婴等大臣支持,重塑政治联盟,形成平叛统一战线。

所以,晁错在那场动乱中,是“必死”的。

作为削藩政策的唯一执行者,晁错成为诸侯王与朝臣共同的“靶子”。

而晁错与袁盎等重臣结下私怨,在危机时刻无人为其辩护。

孝景帝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信号,即使是最亲近的谋臣,若危及皇权也会被舍弃。

孝景帝杀晁错后,叛军果然短暂犹豫,吴王刘濞称“我已为东帝“后继续进攻,但此举成功剥离了叛乱的道德正当性,使七国从“清君侧”的正义之举沦为赤裸裸的谋反,这为周亚夫率军平叛提供了道义基础。

名正则言顺。

否则,便如无根之木,难以长久。

事实也是如此,虽然吴王刘濞很清醒,知道清君侧的本质在于“清君”,继续进攻,但道义尽失,人心尽散,失败就是在所难免的。

整个吴楚七国之乱,不是吴楚七王不想放过孝景帝,实是孝景帝不想放过吴楚七王,不想放过送上门的削藩理由,哪怕会有风险。

历史证明了孝景帝的正确,中央朝廷获得全面胜利,孝景帝收回叛乱诸侯封地,将诸侯王国数量从太祖高皇帝时的四十二郡锐减至二十六郡。

剥夺诸侯王任免官吏权力,“诸侯王不得复治国,天子为置吏“,确立中央直辖郡四十四个,远超诸侯王国,正式奠定中央集权基础。

晁错曾言“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;不削,其反迟,祸大“,孝景帝深知削藩势在必行。

但直接承担削藩责任会动摇皇室根基,必须有人“背锅”,晁错作为政策执行者注定成为牺牲品。

处死晁错既保全了皇权尊严,又为后续削藩提供了合法外衣。

这一切,都是帝王心术的极致体现。

而晁错,就是那只“替罪羊”。

在重大危机面前,皇帝需要一个明确的“责任人“来平息众怒、转移矛盾。正如孝景帝所言:“顾诚何如,吾不爱一人谢天下“,这种“牺牲一人以安天下”的思维,可以说成为后世帝王处理危机的经典模板。

这也是晁错这等激进变革者的宿命,看清了诸侯割据威胁中央集权问题本质,却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力度,更高估了自己在帝王心中的不可替代性。

削藩最终得以实现,中央集权也在孝景帝下世后,他继位再禅位后,得以不断完成,但是,晁错死了!

死在了孝景帝前元三年。

所有人都认为削藩是正确战略,却改变不了晁错之死的事实,时至今日,大汉三代君主,孝景帝,他,太子,都没有更改对晁错的评价。

而在最后一道关于诛杀晁错的奏疏上,依然是孝景帝朱笔御批的那个“可”字。

刘彻就出生在“亡国危机”的次年,难免体悟颇深。

此时此刻,恰如彼时彼刻。

太子清晰地看清了功臣集团、贤大夫垄断朝政的问题本质,要进行史无前例的变革,转折来了,“宿命”,却要他这个太上皇帝去承担?

和晁错不同,刘彻非常清楚权力阶层的反抗力度,更没有高估自己这个“太上君父”在当今陛下心中的不可替代性。

他可以肯定,真有那么一天,功臣集团和贤大夫奋起反抗,以“伐无道,诛太上”之名起兵造反,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