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09章 初涉政务 暗流又生（1 / 3）



九月中的天熙城，秋意已浓。

清晨的薄雾笼罩着皇城，翰林院庭中那株银杏的叶子黄了大半，风一吹便簌簌落下，在地上铺了薄薄一层金黄。王璋推开值房的门时，发现窗台上已经积了些落叶，他拿起笤帚轻轻扫去，动作熟练自然——这在胶东老家是每日必做的活计，如今身在翰林院，这习惯倒也没丢。

书案上堆满了书卷。过去半月，他除了日常校勘典籍，主要精力都投入到了《天熙会典》的编纂中。这是一部集大成的典章制度总汇，分礼、乐、兵、刑、工、吏、户七典，每典又分若干目，包罗万象。王璋负责的是“户典·田赋”部分，需要整理前朝田制、税法的沿革，并结合当今天下实情，提出新朝的建议。

这工作比他想象中更难。前朝典籍浩如烟海，记载常有矛盾；各地田亩状况千差万别，北地多旱田，南方多水田，山地、平原、丘陵各有不同；再加上隐田、逃税、权贵兼并等等弊病……要把这些都理清，提出切实可行的新制，绝非易事。

“王修撰，早啊。”周侍读端着茶盏走进来，见他已在伏案工作，笑着点头，“年轻人勤勉是好事，但也别太拼。治国如烹小鲜，急不得。”

王璋起身让座：“大人教诲的是。只是下官查阅前朝田制，发现自前朝行‘限田令’后，初期颇有成效，但不过不久后便名存实亡。究其原因，一是地方豪强抵制，二是官吏执行不力。如今我朝若要改革田赋，当如何避免重蹈覆辙？”

周侍读在对面坐下，捋须沉吟：“你这个问题问到要害了。制度再好，也要靠人去执行。前朝之弊，一在监察不严，二在赏罚不明，三在……人心不齐。”

他压低声音：“你可知道，当年‘限田令’推行时，朝中反对声音最大的，是哪些人？”

王璋心中一动：“世家大族？”

“正是。”周侍读点头，“他们手中田产最多，限田伤其根本，自然要阻挠。所以啊，改革田制，表面上是改制度，实则是动利益。利益一动，便生阻力。”

王璋若有所思。他想起了杜衡，想起了那些勾结匈奴的旧族余孽。杜家倒了，但天下像杜家这样的家族，还有多少？他们手中的田产，又有多少？

“那依大人之见，该如何破局？”

“两条路。”周侍读伸出两根手指，“一是雷霆手段，如陛下处置杜衡般，杀一儆百。但此法可一不可再，且易生反弹。二是温水煮蛙，步步为营——先清丈田亩，摸清底数；再定等分级，区别对待；最后才动税赋。同时，要给大族出路，比如允许他们以田产入股官办工坊，或减其田赋但增其商税……”

正说着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一个小吏匆匆进来：“王修撰，陈学士请您去正堂议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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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时间，御史台察院。

顾昭看着手中的案卷，眉头紧锁。这是他接手的第三起案子，也是最棘手的一起——京郊良乡县，县令被控贪墨修河款项，致使今夏河堤溃决，淹了三个村子，死伤数十人。案卷显示，县令坚称款项已全部用于修堤，是今年雨水太大所致；而状告他的县丞则指证他虚报工料、中饱私囊。

两人各执一词，证据却都不完整。账簿有涂改痕迹，工料清单缺失，甚至连当时参与修堤的工匠都说不清具体用了多少材料。

“顾编修，这案子不好办吧？”同屋的刘御史走过来，他是察院的老资格，四十多岁，面容精干，“良乡县令叫孙有德，是太原孙氏的旁支。孙氏虽不是顶尖世家，但在太原根基很深。而那个县丞……听说是个寒门出身，苦熬了十几年才到这个位置。”

顾昭听出了弦外之音：“刘大人的意思是，这可能是新旧之争？”

“是不是，查了才知道。”刘御史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不过御史办案，讲究证据确凿。没有铁证，动不了人；但若是真有贪墨，也不能因他出身就放过。这其中的分寸，你要自己把握。”

顾昭沉思片刻：“我想去良乡县实地查访。”

“哦？”刘御史挑眉，“这案子按规矩，该发回京兆尹或大理寺复核，御史台只需审核卷宗即可。”

“卷宗不清，审核无从谈起。”顾昭站起身，“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那就去现场看看。河堤还在，工匠还在，总能找到蛛丝马迹。”

刘御史看了他半晌，忽然笑了：“年轻人有冲劲，好。我准了，带两个书吏去，三日内回来。记住，查案可以，不要打草惊蛇，更不要轻易下结论。”

“下官明白。” ↑返回顶部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