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6章 破桎梏公社焕新 兴文旅黄村启程（2 / 8）

乡学堂。由于传统观念影响及乡学堂名额限制，村里的男孩大多能被送去乡学堂读书，而女孩则被留在家里帮忙农活、照顾弟妹，受教育程度极低。据统计，黄村6-15岁适龄儿童共89名，其中女孩43名，仅有7名女孩进入乡学堂就读，入学率不足17%；而男孩46名，入学率达85%。我们调研时发现，不少女孩聪慧好学，却只能在放牛、洗衣、做饭中消磨时光，她们的家长并非不愿送孩子上学，而是既缺乏就近入学的便利，又面临乡学堂对女童的隐性歧视，久而久之便放弃了让女孩受教育的想法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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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第三，产业发展单一，增收渠道狭窄。黄村百姓公社长期受乡议事会干预，仅专注于粮食种植，既没有拓展农产品深加工，也没有挖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。每年收获的小麦、玉米、燕麦，除了留足口粮和上交集体的部分，剩余的只能低价卖给乡供销社，价格被压得极低，一亩地的纯收入不足200明币。而我们在调研中发现，黄村周边的多个村落都在发展乡村文旅产业，依托本地的自然景观和农耕文化，吸引了大量游客，村民收入大幅提升。相比之下，黄村坐拥雅花河支流的田园风光、深厚的黑土农耕文化，却未能有效利用，错失了发展机遇。”

“第四，村人民监督协会职能虚化，监督体系失灵。作为保障村民权益、制约权力滥用的核心机构，黄村人民监督协会长期缺乏明确的权责界定和刚性支撑。协会虽有监督公职人员的法定权利，却没有配套的补充侦查、留置等手段，面对乡议事会的越权干预、公社的不作为乱作为、乡供销社的压价收购等问题，只能受理投诉却无法有效调查取证；更因层级限制，无法对监察局、都察院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，导致村民的合理诉求长期得不到解决，违规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。比如去年乡议事会强制拔除村民向日葵苗时，协会多次试图协调却无济于事；村民反映乡供销社压价收购时，协会因缺乏账目核查权和侦查权，无法调取交易账目和相关证据，只能不了了之。”

赵麦围身边的黄村村民代表张老实站起身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耕地分配表，声音带着无奈：“皇帝说得句句属实。我们黄村的黑土是块宝地，可种什么、怎么种，全由乡议事会说了算。去年我家想留半亩地种向日葵，用来榨油自己吃，多余的还能拿到集市上卖，结果乡议事会说‘必须统一种小麦’，硬是把我育好的向日葵苗给拔了。百姓公社完全不听我们社员的想法，只听乡上的指令，我们干着活没奔头，积极性早就没了。还有我家小孙女，今年10岁了，聪明得很，能背不少儿歌，可乡学堂说‘女童名额满了’，一直进不去，只能在家跟着她娘学做针线活，我看着心里着急啊！”

黄村妇女代表王秀琴红着眼眶补充道：“我们村里的妇女，这辈子大多没读过书，深知没文化的苦。我自己连账本都不会算，去年卖玉米，乡供销社说一斤只值1.2明币，我也不知道外面的价格，只能照着他们说的卖，后来才知道邻村卖1.5明币一斤，我足足少赚了300多明币。我们不想让女儿们重蹈覆辙，可乡学堂远在十几里外，路不好走，而且就算去了，老师也不重视女童，好多女孩读了半年就被劝退了。要是村里能有自己的学堂，能让女孩们就近上学，我们就算多干点活也愿意！可之前我们找监督协会反映这些问题，协会说没权力调查供销社的账目，也管不了乡学堂的招生，我们真是叫天天不应、叫地地不灵啊！”

“最让我们寒心的是监督没门路、维权没底气。”黄村村人民监督协会会长张兰芝接过话头，翻开手中的监督手册，上面记满了村民的投诉记录和协会的协调失败记录，“去年我们协会收到12起村民投诉，有8起是反映乡议事会干预生产，3起是反映供销社压价，1起是反映女童入学被拒。我们每次去找乡议事会沟通，他们都以‘乡级统筹’为由推脱；去找乡供销社要求看账目，他们说‘商业机密’拒绝提供；去乡学堂询问女童招生名额，他们说‘名额由乡教育办分配’，把我们推来推去。我们空有监督公职人员的名头，却没有补充侦查、账目核查的权力，更没法监督监察局和都察院的履职情况，看着村民们受委屈却无能为力，协会简直成了摆设！”

黄村百姓公社原负责人李建国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们公社以前也想过搞点不一样的，比如把小麦磨成粉、玉米做成淀粉，这样能多卖些钱，可乡议事会说‘公社只负责种植，加工的事归乡上管’，硬生生把我们的想法掐灭了。现在周边村搞文旅，游客来了能吃农家饭、体验农耕，我们村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