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8章 收编与合纵（1 / 5）



1930年9月29日，奉天大帅府西厢密室

密室无窗，四壁挂满地图。中间长桌铺着三张巨幅测绘舆图：左为“辽吉黑三省地形与绺子活动区标注”，中为“东蒙各盟旗王公势力分布”，右为“日、俄、朝边境渗透据点示意图”。

桌旁只坐四人。

张瑾之坐在主位，左侧是谭海，面前摊开三本厚册子：《三省匪情密档》《蒙旗动向摘要》《边境异动周报》。右侧两人则是新面孔：高文彬，三十五六岁，东北讲武堂战术教官，曾任剿匪部队营长，对各地土匪习性、活动规律了如指掌；韩云阶，四十许，蒙古族，精通蒙语、日语、俄语，历任洮南道尹、东省特别区政务厅长，是东北政坛罕见的“蒙事通”。

“开始。”张瑾之指尖轻点左侧地图，“高教官，你先说。我要听实话——这些绺子，到底有多少能打？多少人枪？多少能争取？”

高文彬起身，抓起一根细木棍指向辽宁地区：“匪情分三种。第一种，纯粹惯匪，以劫掠为生，凶残成性，毫无家国念想。比如邵本良，”木棍点在东边道一带，“盘踞辽南十余年，部众号称千五，实则能战者不过五六百，但装备不差，有轻机枪十余挺，多为劫掠商队、富户所得。此人嗜杀，好虐俘，仇视官府，曾扬言‘官来剿我，我杀官；日来惹我，我亦杀日’，但只是嘴上狠话，实际尽量避免与日军冲突。”

“第二种，”木棍西移，指向盘山、台安，“老北风（张海天）。此人不同，原是贫苦渔民，被官府苛捐、地主逼租逼反，专劫大户、走私商，很少祸害贫民。部众约八百，纪律相对较严，提出‘三不抢’：不抢小贩、不抢郎中、不抢邮差。最重要的是——”高文彬顿了顿，“去年秋，日本关东军一小队以‘剿匪’为名，闯入其活动区，强征粮食，侮辱妇女。老北风连夜设伏，击毙日军七人，缴枪十余支。事后关东军报复，烧毁三个村庄，老北风转移迅速，未与其硬拼，但梁子结下了。”

张瑾之眼睛微眯：“也就是说，他有抗日实迹。”

“是。但此人疑心极重，痛恨所有穿官衣的。我们曾三次招安，两次使者被砍了头送回来，最后一次被他扣了三个月，扒光衣服放回，带话：‘告诉少帅，老子宁可当山大王，也不当他章家少爷的看门狗。’”

密室里有短暂寂静。谭海摇头：“这种悍匪，招安难度太大。”

“继续说。”张瑾之面色不变。

木棍移向吉林。“马玉林，绰号草上飞，活动于吉黑边界。此人狡猾，明面已于去年接受吉林省政府‘招安’，被编为‘山林警备队第三支队’，领少校衔，吃官粮。实则‘亦兵亦匪’：穿着军装剿匪时，他是马队长；脱下军装蒙上面，他就是草上飞。专劫日、俄商队，偶尔也劫本地富商，但分寸拿捏极好，从不碰有背景的官商。部众三百余，皆骑马，来去如风。”

“牡丹江一带，座山雕（张乐山），老牌惯匪，在此地盘踞近二十年。此人特点是不扩张，不张扬，守着几个山头，向过往商队收‘买路钱’，规矩是‘交钱不伤命，交枪不杀人’。与当地乡绅、甚至部分基层官员有微妙默契。部众二百左右，装备普通，但地形极熟，剿了三次，次次扑空。”

最后指向黑龙江。“谢文东，依兰县土龙山一带新崛起的绺子。此人原是富户，读过私塾，因与当地豪强争地结仇，家破人亡，遂拉杆子上山。部众发展极快，现已近千，成分复杂：有破产农民、逃兵、猎户、挖参客。此人懂策略，不滥杀，提出‘杀富济贫’，在穷苦百姓中有些名声。去年曾与俄国流窜过来的白匪残兵打了一仗，胜了，缴获一批莫辛-纳甘步枪。”

高文彬放下木棍，总结道：“三省大小绺子，有名号者不下百股。卑职以为，可争取者不过三成，其中真正有战力、有胆量抗日者，恐不足十股。余者，或首鼠两端，或唯利是图，或根本就是日、俄暗中圈养的狗。”

张瑾之不置可否，看向韩云阶：“蒙古那边呢？”

韩云阶起身，他的木棍指向东蒙广袤的草原：“蒙古王公，核心诉求并非作乱，而是保旗、保权、保传统。自清末放垦、设省、建县以来，盟旗土地被侵夺，王公权力被架空，此乃百年积怨。现下各旗态度，可分四类。”

木棍点向察哈尔、锡林郭勒一带：“第一类，野心投机者，以德王（德穆楚克栋鲁普）  为首。此人年轻，有抱负，不甘于盟旗地位沦落，一心推动‘蒙古高度自治’，甚至暗藏‘复蒙’野心。他近年频繁与日本人接触，日方许以军火、金钱，助其训练卫队，实则是想扶植傀儡，肢解中国北疆。德王未必不知，但他想借日本之力达成目的，是谓与虎谋皮。”

“第二类，”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