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章 八方风雨会(2 / 4)
王市长,天天让你去应付日本人,去安抚地痞,去收苛捐杂税。你说要整训保安队,他给多少钱?你说要修防御工事,他说没必要。这官当得,憋屈。”
这话戳到了痛处。叶沧澜闭上眼。是啊,憋屈。每天在市政府,看着那些官员勾心斗角,看着日本人耀武扬威,看着老百姓受苦受难,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这种日子,他过了三年,像在泥潭里挣扎,越陷越深。
“李毅德说,”他喃喃道,“章凉在东北真干实事。土改,整军,建厂,办学。他还说,只要我去,给实权,真干事。”
“那就去看看吧。”妻子握住他的手,“咱们还年轻,孩子还小。要是东北真像说的那样,咱们就留下。要是不行,再回来,或者去别处。总比在这儿耗着强。”
叶沧澜看着妻子。这个跟他吃了十几年苦的女人,眼中没有畏惧,只有信任和支持。他心中一热,重重点头:“好,我去看看。”
他起身走到书桌前,提笔写信。写给李毅德,也写给那个他只闻其名、未见其人的章凉。
十一月八日,江西永新县深山
彭坤山坐在山寨聚义厅的虎皮椅上,手里捏着那封信,已经捏了一个时辰。信是三天前一个货郎送来的,说是“奉天来的要紧文书”。他拆开一看,落款是张瑾之,内容很简单,但字字千钧。
厅里坐着十几个头目,都在等大哥发话。炭火盆烧得正旺,但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。
“大哥,”二当家忍不住开口,“这信上说的,靠谱吗?章凉那小子,才二十九,能有多大本事?”
彭坤山没说话,把信递给身边的师爷。师爷是个老秀才,戴着一副断了腿用绳子绑着的眼镜,就着火光仔细看。看完,他深吸一口气:“大当家的,这信……不一般。”
“怎么说?”
“第一,信纸是上好的宣纸,墨是徽墨,字是颜体,功底很深。这不是寻常武夫写得出来的。”
“第二,信里说的条件——成建制改编,驻地自选,装备优先——这诚意,很足。”
“第三,”老秀才顿了顿,“最关键是最后那句:‘若兄不弃,愿虚位以待。可先遣人至奉天,亲眼看我所行所为,再作定夺。’这话大气,也聪明。不逼你,让你自己看,自己选。”
彭坤山接过信,重新看那几行字。他识字不多,但这几句看懂了。不逼你,让你自己看。
“大哥,”一个年轻头目站起来,“要我说,咱们在山上自在快活,干嘛去受那份管束?当兵有什么好?饷银拖欠,打仗送死……”
“那你在山上能快活一辈子?”另一个年长的打断他,“你今年二十五,还能打能杀。等你四十了,五十了,怎么办?咱们这些人,死了连祖坟都进不去,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!”
这话说到了所有人心坎上。厅里沉默下来。炭火噼啪,山风呼啸。
彭坤山缓缓起身,走到厅口。外面是漆黑的夜,群山如墨。他在这片山里呆了八年,熟悉每一道山梁,每一条深涧。但八年了,他也倦了。杀人放火,劫道绑票,表面威风,心里虚。每次下山看见老百姓恐惧的眼神,每次听说日本人又在哪里造孽,他心里都像被针扎。
“老四,”他转身,“你带两个机灵的弟兄,扮作行商,去一趟奉天。不要暴露身份,就去看看——看看地是不是真分了,兵是不是真练了,工厂是不是真建了。看清楚了,回来实话实说。”
“是!”一个精干汉子站起来。
“记住,”彭坤山盯着他,“不管看到什么,不许惹事,不许暴露。咱们的命,都在你们眼里。”
同一日,武汉汉口
林伯韬站在中学操场边,看着学生们在跑步。他是这所中学的体育教员,化名林涛,每月薪水二十块大洋,刚够糊口。三年前从京城军逃出来后,他隐姓埋名,不敢联系家人,不敢结交朋友,像一只惊弓之鸟。
三天前,一个卖报纸的老头塞给他一封信。他回到宿舍拆开,落款是张瑾之。信很短,但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他心上:“黄埔英才,埋没草野,瑾之痛惜。今东北整军,正需懂新式战法、怀救国热忱之青年军官。若兄愿来,可任讲武堂战术教官,或新编部队参谋长。前事已矣,在东北,但凭本事,不问出身。”
不问出身。这四个字,让他眼眶发热。他在黄埔是优等生,在战场是敢打敢拼的连长,可因为揭发上司吃空饷,就成了“通匪嫌犯”,差点被枪毙。这三年,他睡过桥洞,扛过码头,最后才在这所中学找到栖身之所。每天晚上,他都会梦见战场,梦见那些因为他指挥而活下来的士兵,梦见那些因为长官贪腐而枉死的兄弟。
“林老师!”一个学生跑过来,“校长找您,在办公室。”
林伯韬收起信,整了整洗得发白的制服,走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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