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1章 八方风雨会（3 / 4）

办公楼。校长是个胖胖的中年人，见他进来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林老师，有你的电话。说是你老家来的，急事。”

老家？林伯韬心头一紧。他逃出来后，从没跟家里联系过。他走到校长室，拿起话筒：“喂？”

“是林伯韬先生吗？”一个陌生的声音，很沉稳，“我是周云龙先生的同事。周先生让我转告您，去奉天的事情安排好了。明天晚上八点，江汉关码头，有一艘货轮‘辽河号’去营口。船票在二副那里，报您的名字就行。到营口后，有人接您。”

电话挂断了。林伯韬握着话筒，手在发抖。周云龙，是半个月前来学校“考察体育教学”的那个学者。两人聊过一次，关于德军的步兵战术，聊得很投机。没想到……

“林老师，家里有事？”校长问。

“是，有点急事。”林伯韬放下话筒，“校长，我想请几天假，回趟老家。”

“几天？”

“可能……要久一点。”林伯韬深深鞠躬，“这些日子，谢谢校长照顾。”

他走出办公楼，站在寒风中。武汉的冬天湿冷刺骨，但他的心是热的。三年了，他终于可以重新穿上军装，重新拿起枪，去做一个军人该做的事——不是为长官，不是为派系，是为了这个国家，为了那些像他一样被埋没、被冤枉、但还想做点事的人。

十一月九日，江西吉安乡村

陈仲谋坐在油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。这是一所破败的祠堂改的学堂，他既是校长，也是唯一的教员。五十多个学生，从六岁到十五岁，挤在两间教室里。白天教孩子识字算术，晚上给大人办夜校，讲时事，讲道理。

油灯的光很暗，他得凑得很近才能看清字。窗外的寒风吹得破窗纸哗啦作响，他裹紧了身上打了补丁的棉袍。四十岁，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，现在在这个穷乡僻壤，一个月挣八块大洋，还要拿出一半买书、买纸、买灯油。

但他不后悔。三年前那篇揭露军阀横征暴敛的文章见报后，报社被查封，他被通缉，是这里的乡亲收留了他。这些年，他教出了几十个能识字写信的孩子，让上百个农民知道了什么是“自己决定”，什么是“自我价值”。值了。

“陈先生！”一个年轻人匆匆跑进来，是他以前的学生，现在在镇上邮局做事，“有您的信！从奉天来的，挂号信！”

奉天？陈仲谋一愣。他拆开信，厚厚一沓。前面是《东北工业学校筹建方案》，后面是《东北土地改革试点报告》，最后是一封亲笔信，落款是张瑾之。

他先看土地改革报告。看着看着，手开始发抖。分地，减租，建农会，办合作社……这些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思考过、在文章里呼吁过的东西，居然在东北，在一点一点变成现实？

再看工业学校方案。那详尽的专业设置，那扎实的师资名单，那“厂中校、校中厂”的办学思路……这是一个懂教育、懂实业、懂国家需要的人才能做出的规划。

最后看那封信：“仲谋先生大鉴：拜读先生《华夏农村之出路》等文，深为佩服。今瑾之在东北试行土地改革、兴办教育、振兴实业，皆先生文中之倡也。然施行之中，疑难甚多。欲请先生北来，参与新政筹划，特别是民众教育、乡村建设诸事。东北三千万生民，亟待先生之智。路费聘书，已备。盼复。”

信里还夹着一张汇票，三百大洋。足够他安顿好这里的一切，体面地去奉天。

陈仲谋坐在油灯前，久久不动。油灯的火苗在风中摇曳，将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，忽大忽小。外面传来狗吠声，更远处，是赣江沉闷的流淌声。

“陈先生，”学生轻声问，“您……要走吗？”

陈仲谋看着这个他教了三年的孩子。聪明，刻苦，但因为家穷，读完小学就得去种地。在东北，这样的孩子能上中学，能上工业学校，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。

“我要去。”他缓缓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望着外面漆黑的夜，“这里的孩子，你帮我接着教。我会寄钱回来，买书，买纸，修教室。但有些事，我得去更大的地方做。为了这里的孩子，也为了东北的孩子，为了全华夏的孩子。”

十一月十日，奉天大帅府

张瑾之站在地图前，手里拿着五份刚刚收到的密报。地图旁的黑板上，用粉笔写着五个人名，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简短的备注：

刘振川（上海）：已同意赴奉考察。11月12日乘船北上。

叶沧澜（天津）：已同意赴奉考察。11月15日抵奉。

彭坤山（江西）：正在思考。

林伯韬（武汉）：已秘密启程。11月18日抵营口。

陈仲谋（江西）：已同意赴奉。11月20日前动身。

四个人，四种背景，四个方向。但都朝着同一个地方来了。

张瑾之的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