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章 群贤毕至（1 / 4）



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九日，夜，奉天大帅府宴会厅

帅府的宴会厅是去年新建的，西式风格，挑高近三丈，穹顶上绘着蓝天白云的彩绘，十二盏水晶吊灯将整个大厅照得亮如白昼。但今晚，大厅的布置却是中西合璧——长条形的西式餐桌上铺着雪白的亚麻桌布，银质烛台、水晶酒杯闪闪发光，可每张椅子旁又都摆着一张紫檀木的明式方凳，桌上除了刀叉，还备着象牙筷和景德镇的细瓷碗碟。

这奇怪的混搭，恰如今晚的宾客。

六点整，宾客陆续到来。先到的是军方的人——清一色的墨绿色将校呢军装，金色的肩章在灯光下刺眼。荣臻来得最早，这位东北边防军参谋长穿着笔挺的中将军服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的表情像绷紧的鼓面。他身后跟着十几个少将、上校，都是三十到四十岁的年纪，个个腰杆笔挺，眼神锐利，走路时马靴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整齐的“咔、咔”声，让整个宴会厅瞬间多了几分肃杀之气。

他们在大厅左侧聚成一堆，低声交谈，话题不离“冬季训练”“装备换装”“黑龙江剿匪”。偶尔有人抬头望向门口，眼神里带着审视，也带着好奇——今晚的主角，不是他们。

六点半，政务委员会的人到了。章作相、臧式毅、刘尚清等人穿着长袍马褂，举止从容，与军方那帮人形成鲜明对比。他们在右侧落座，谈话声温和许多，说的是“土地改革”“工业学校”“民生保障”。两边人偶尔目光相遇，点头致意，但泾渭分明。

六点五十分，今晚的主角们到了。

先进来的是叶沧澜。他穿着藏青色的中山装，头发梳得整齐，脸上带着惯有的谨慎表情。在天津官场沉浮多年的他，一进门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大厅里微妙的气氛——左边是枪，右边是笔，中间是空着的主位，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。他在门口顿了顿，然后走向政务委员会那边，在章作相身边坐下——这个选择很聪明，既表明了自己的“文官”出身，又不过早站队。

接着是林伯韬。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没有军衔，但身板挺得笔直，走路时那种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，让左侧的军官们都多看了几眼。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走向了军方那边，在末尾的空位坐下——这个选择很直接，他是军人，就该坐在军人堆里。

然后是一起进来的陈仲谋和刘振川。陈仲谋穿着半旧的灰色长衫，外套一件黑色的棉马甲，鼻梁上架着圆框眼镜，像个私塾先生。刘振川则是一身笔挺的深灰色西装，打着领结，头发用发蜡梳得光亮，完全是海派知识分子的做派。两人在门口对视一眼，笑了，并肩走向中间的空位——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军人，也不是传统的文官，他们是新式人才，就该坐在新旧之间。

大厅里安静了一瞬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这四人身上，像在评估，在打量，在猜测——少帅如此隆重地欢迎这几个人，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？

七点整，自鸣钟敲响。侧门开了。

张瑾之走了进来。

他今晚没穿军装，也没穿长袍，而是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，剪裁合体，衬得身材挺拔。头发梳得整齐，但没抹发蜡，自然地垂在额前。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，但那双眼睛扫过全场时，所有人都感觉心头一凛——那不是二十九岁年轻人该有的眼神，太深，太沉，像两口古井，看不见底。

“诸位，久等了。”张瑾之走到主位，没有立刻坐下，而是举起了侍者递上的酒杯，“今晚这场宴，有三层意思。”

他的声音不大，但清晰地在寂静的大厅里传开：“第一，是接风。叶沧澜先生从天津来，林伯韬先生从武汉来，陈仲谋先生从江西来，刘振川先生从上海来。四位千里迢迢，冒着风雪，来到东北，这份情谊，我张瑾之记在心里。这第一杯，敬四位！”

他仰头，一饮而尽。宾客们纷纷举杯。

“第二，”张瑾之放下酒杯，目光扫过全场，“是感谢。感谢在座的诸位——军方的将领，政务的官员——这几个月，为了东北的改革，殚精竭虑，宵衣旰食。没有诸位的努力，土地改革推不动，军队整训搞不好，工厂学校建不起来。这第二杯，敬诸位！”

又是一饮而尽。

“第三，”他顿了顿，声音沉了些，“是期许。期许什么？期许在座的，还有今晚刚到四位的，咱们这些人，能拧成一股绳，为东北三千万百姓，挣一个不一样的明天！”

他举起第三杯酒，目光如炬：“这杯酒，不敬天，不敬地，敬咱们自己，敬咱们的良心，敬咱们脚下这片黑土地，和这片土地上所有想过好日子的人！”

“干！”

“干！”

三杯酒下肚，气氛热烈起来。侍者开始上菜，中西合璧——俄式的红菜汤，法式的煎鹅肝，但主菜是东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