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49章 群贤毕至（2 / 4）

的锅包肉、白肉血肠、小鸡炖蘑菇。酒有法国的红酒，苏格兰的威士忌，但桌上最多的，是东北的高粱酒。

张瑾之没有一直坐在主位。他端着酒杯，开始一桌桌敬酒，和每个人交谈几句。到军方那桌，他拍着荣臻的肩说“参谋长辛苦了”，和几个年轻将领碰杯时说“冬训练得怎么样”。到政务委员会那桌，他详细询问“灾民安置情况”“学校建设进度”。最后，他来到中间那桌，在陈仲谋和刘振川中间加了个座位，坐下了。

“四位，”他笑着，亲自给他们斟酒，“这半个月，在东北走了不少地方吧？感觉如何？”

四人互相看了看。叶沧澜先开口，很谨慎：“少帅，我主要看了奉天、辽阳、鞍山几个城市的市政和保安部队。变化……确实很大。奉天的街道干净了，警察的纪律严了，保安部队的训练……比天津强太多。”

“但问题也不少吧？”张瑾之问。

叶沧澜迟疑了一下，点头：“是。比如奉天的电力供应，晚上还经常停电。保安部队的装备，新旧混杂，后勤也跟不上。还有……”他压低声音，“官员之间的扯皮，推诿，还是常见。”

“看得准。”张瑾之给他夹了块锅包肉，“叶先生，你在天津搞过市政，整过保安队，这些事，你比我有经验。这些问题，怎么解决？”

叶沧澜没想到张瑾之会直接问计，愣了一下，随即认真思考：“电力问题，短期可以建小型柴油机组应急，长期必须扩建电厂。装备问题，需要统一制式，建立标准化后勤体系。至于官员……”他苦笑，“这是痼疾，非猛药不能治。我在天津试过‘绩效考核’，能起些作用，但阻力很大。”

“绩效考核？”张瑾之眼睛亮了，“详细说说。”

两人就着酒菜，聊起了市政管理。周围的人都竖起耳朵听——这些话题，平时在宴会上是不会谈的，但少帅就这么自然地聊开了，而且听得很认真，不时点头，不时追问。

接着是林伯韬。他话不多，但句句实在：“我看了北大营、讲武堂，还有新编的独立游击支队。训练很扎实，特别是新战术——班组协同、步炮配合、山地游击，这些我在中央军都没见过。但问题也有：军官的战术素养参差不齐，老兵对新战术有抵触，后勤保障，特别是冬季作战的防寒装备，缺口很大。”

“林先生在黄埔学过，在中央军带过兵，”张瑾之看着他，“如果让你来整训一支部队，你会怎么做？”

林伯韬放下筷子，坐直身体：“第一，统一训练大纲，从单兵到班排连营，标准化。第二，建立军官轮训制度，不合格的回炉。第三，后勤改革，建立分级供应体系，确保一线部队优先。第四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最重要的是，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。我在北大营看了少帅编的《士兵识字课本》，里面讲家国情怀，讲抗日救亡，这个很好，要坚持，要深化。”

“说得对。”张瑾之重重拍桌，“一支不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，装备再好，也是乌合之众。林先生，你的这些想法，写个详细的方案给我，咱们在讲武堂开个试点。”

轮到陈仲谋。这位乡村教育家，说起话来慢条斯理，但充满感情：“我去了赵家屯、刘家窝棚，还有几个正在土改的村子。农民分了地，那种高兴，是装不出来的。夜校办起来了，老人孩子都来识字，那场面……让人想哭。”

他擦了擦眼镜：“但问题也很严重。教材不够，教员不足，很多村子的夜校，就是找个识字的老人念念《三字经》。更重要的是，农民虽然有了地，但怎么种好地，怎么防病虫害，怎么选良种，这些知识，他们不懂。土改不能只分地，要教农民怎么当个好农民。”

“陈先生说到点子上了。”张瑾之给他倒了杯酒，“我在想，能不能编一套《农民识字课本》，不光教识字，还教农业知识，教卫生常识，教国家大事。这事，陈先生能牵头吗？”

陈仲谋眼睛亮了：“能！只要少帅支持，我连夜就干！”

最后是刘振川。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机械化战争专家，说话带着学究气，但眼里有光：“我看了奉天兵工厂、皇姑屯机厂，还有正在筹建的工业学校。少帅，您是真想搞工业，真想建咱们自己的军工体系。但恕我直言，差距太大了。”

他掰着手指：“德国的克虏伯，一天能造十辆坦克。咱们的兵工厂，一个月能改造两千支步枪，但造不出一辆坦克。为什么？没有特种钢材，没有精密机床，没有合格的技术工人。工业学校是个好开头，但培养一个合格的工程师，至少要四年。培养一个高级技工，也要两年。可咱们，有时间吗？”

这话太尖锐，同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但张瑾之笑了，笑容里有无奈，也有决绝：“刘先生问得好。咱们有时间吗？没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