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五三章 刘瑾是个外行(1 / 3)
另一边,奉天殿东庑殿。
百官依旧围聚不散,在殿外守候着王鏊。
他们也没有干等着,在现场便小声商量起对策来,尤以杨廷仪和翰林侍读靳贵格外活跃,两人到处串联,推波助澜。
“诸位,咱们不能...
李东阳话音未落,苏录正欲开口辩解,忽听窗外“啪嗒”一声脆响,似是海棠枝头一朵盛极而坠的花砸在青砖上。风一过,几片粉白翻飞着扑进窗来,落在摊开的草案纸页上,也落在李东阳微颤的指尖。
他凝神望着那花瓣,良久未语,只将草案轻轻合拢,搁在膝头,目光却不再看纸,而是缓缓抬起来,落在苏录脸上——那张苍白得近乎透明、眼下泛着淡淡青影的脸。可那双眼睛亮得惊人,像两粒沉在深潭底的星子,烧着火,也压着千钧重担。
“弘之……”李东阳声音忽然低了下去,哑得如同砂纸磨过松木,“你知不知道,宣德三年户部尚书郭资临终前,就躺在你这张床上,也是这么咳着,也是这么攥着老夫的手,说‘钱法不整,仓廪不实,仓廪不实,则军心不固;军心不固,则边防不存’……他说完这句,便咽了气,手里还攥着一枚旧制银锭,上面刻着‘永乐十五年户部监铸’八个字。”
苏录喉头一动,没说话,只慢慢将手从被角下抽出,掌心向上,摊在胸前——五指修长,指节分明,指甲边缘却泛着微微青白,腕骨凸起处薄皮紧裹,青筋蜿蜒如细藤。这双手,抄过万卷经义,批过千道奏章,也曾在永定水柜畔挽袖掘泥、在团营校场执鞭督训。它不似勋贵子弟养尊处优的玉手,亦非商贾铜臭熏染的厚茧手,而是一双既握得住朱砂御批、也拎得起铁镐夯锤的手。
“师公……”他嗓音仍哑,却稳了,“您说的郭尚书,孙儿查过他的《户部疏稿》。他至死想改的,不是银两之形,是银两之‘虚’——京平一两折库平九钱三分,漕平又多耗火耗七厘,江南州县自设‘市平’,比漕平再轻二分半。一两银子,到了百姓手里,有时只剩八钱六分。朝廷收的是‘一两’,发的是‘一两’,可中间层层刮削,全化作了账本上一笔笔‘浮耗’‘羡余’‘折色’。百姓交粮纳银,十年辛苦,换不来三载温饱。”
李东阳闭了闭眼。他管户部三十年,哪一册账本不是血汗浸透?可有些事,知道是一回事,捅破是另一回事。捅破了,就得有人填坑;填坑的人若不够硬,便会被坑吞得尸骨无存。
“所以你非要推这个‘圆’?”他睁开眼,目光如刀,“不是为图新奇,也不是为讨皇上欢心,是为把这层‘虚’,一刀剁干净?”
“是。”苏录答得干脆,甚至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,“师公,您当年帮先帝立‘一条鞭法’,不也是为了‘化繁为简,去虚就实’?如今‘一条鞭’在地方早已走样,田赋折银、丁徭折银、力役折银,层层叠加,最后落到户头上,比洪武旧制翻了不止一倍。而真正收上来的银子,一半进了地方藩库‘备荒’,一半进了巡按御史‘察吏’的匣子,太仓所入,十不足三。银子没少征,百姓却更穷了。这不是法坏了,是法没人守,也没人敢守。”
他顿了顿,目光灼灼:“‘正德银圆’,就是一道铁契。它不靠官府嘴上说‘值一两’,它靠的是七钱二分足银铸就的成色,靠的是户部宝源局监造的纹印,靠的是顺天府衙门当街熔毁拒收银圆的贼商——它要让百姓亲眼看见:一枚圆,就是一枚圆;一百枚圆,就是一百枚圆;官府收它,米铺认它,连西山卖炭的老汉,拿回去也能在钱庄兑出真金白银。它不讲道理,它只讲成色、讲重量、讲宝源局的戳记。讲到最后,讲到人人都能掂量、能比对、能告状,那些‘虚’,自然就站不住脚了。”
李东阳深深吸了一口气,药香混着海棠甜气涌进肺腑,竟让他胸口一阵滞涩。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,自己初入内阁时,在文渊阁值房里,也是这样和谢迁争论盐引改革。那时谢迁拍案而起,骂他“书生误国”,他亦寸步不让,说“不改,盐政十年必溃”。结果呢?盐引崩坏得更快,可谢迁后来却亲自替他拟了《盐法善后疏》。原来有些事,争的从来不是对错,而是谁肯先迈出第一步,且把腰杆挺直了,任风雨抽打也不弯。
“你打算怎么试?”李东阳忽然问。
“顺天府辖下二十四州县,先选三处——大兴、宛平、良乡。”苏录答得极快,显然早盘算百遍,“大兴近皇城,官宦云集,是试官心;宛平多市镇商贾,是试民心;良乡则半农半工,有窑厂、有织坊、有屯田卫所,是试百业之心。”
“钱从哪儿来?宝源局新铸的银圆,第一批不过十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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